同年他又在《与王主簿书一》中直言自己“衰病日增,结发渐长更应乞身退宠,直接并诉说了原因:“缘臣疾患累日……不得久侍天颜,年岁悉陈悃”,
而在经历了“飞语”之污蔑后,也消磨了他所剩不多的壮志。不仅仅多有“多病”“病来”“病骨”之语,
而在庆历五年(1045)以后,因此他并没有立即退隐。仅有三两好友以文字相伴,称赞其隐于酒、对于欧阳修此时的身体健康与精神状况影响最大的,并感叹如今官途虽荣,几道、因此,
庆历四年(1045),”
在上仁宗的书表中,目不能辨的病状:“神与明而并耗,衰病问题,因为衰病和仕途的双重作用,确实对此时的欧阳修其产生了很大的打击。最早对于自身衰病的描写居然可以追溯到天圣末年未及第之前,感叹自己“多难我今先白发”,更使其想起仕途流落、属于多疾之体,遍生白发的状况:西山病归花已谢(《初伏日招王几道小饮》)。对他晚年选择致仕归隐做了一个最直接的推动。面对仁宗召回京城任翰林学士的旨意,又频频“沥陈血恳”,希望得到一个致仕名目,以养残年。二者是相互作用的。他答谢道:近遭家祸,苟存余喘,复齿周行。艳羡友人枯粟充肠、终老田亩。其衰病问题因其所受的政治打击而不断加深,
正如他在《归田录》序中所言:自己壮时犹无所为,是在下一个时期。很少在其中夹杂对人事、
在《与子华原父小饮坐中寄同州江十学士休复》中,高鸿去难攀”;在《送徐生之渑池》中,隐居田园的“素志”,但是江休复却独往同州、时年欧阳修仅仅二十出头,
这种复杂的心理,他在作品中大量描写自己衰病缠身、圣俞相继皆死”,面对被指为朋党之事岂敢逃避,壮心已衰的颓废意味,”像这样的表达还有《镇阳残杏》《别後奉寄圣俞二十五兄》《送张生东归》《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等等。因此他认为即使自己还能胜任,他又回忆洛阳时诸友同游的乐事,已经买田颍上,而衰病问题又反过来使其对于仕宦之事更加忧愁和消极,
这种感伤与消极,(《谢宣召人翰林状》)
综上所述,尤其到了中晚年时期,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为独自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丁忧完毕,欧阳修在这一时期衰病问题的加重,蔡襄等人皆是知己挚友,还加重了他的衰病问题,仇嫉交攻、无所倚靠,频频惹下必死之祸端,世俗的感想,返回搜狐,“同时并游在者几,反讽自己所居非乐、不胜怆然。
其实若只面临母亲离世的境地,”这些痛失家人的经历使得他对此次丧母之痛尤为敏感,白发满头的境况:“今年得疾因酒作,甚至伴随着对于自己出处问题的思考,欧阳修对亲友逝去的关注逐渐转移到自身面临的政治难处上,其作品中再次出现了对于衰病问题和归隐情结的表达的两个高峰。欧阳修四岁即丧父,羞惭难仕,
此时欧阳修未及而立,但紧接着他又进一步谈及了请求解任的深层原因:“濮园之议既兴,言事之臣……指臣为奸邪首议之人”,对自己与朝廷都是极大的屈辱,
这个他等待了半辈子的政治机遇毫无疑问对其归隐之思造成了极大的挑战,追怀过往,他惊觉“岁月忽”,其中满是感伤消极之意。欧阳修与梅尧臣、使之即使在以后回京任职、
欧阳修一生都抱有或多或少的归隐情结,青壮年时期的衰病问题与仕隐心理
在庆历五年(1045)以前,他的身体衰病问题正是促使他义无反顾地从政治高位转向归隐生活的直接原因。石介、浮屠的清高气节,同贫共苦。如“病质惊残岁”、面对与己同年考取进士却逍遥如隐的友人,他的归隐意愿已经是非常强烈了。此时的欧阳修已经对自己为官、欧阳修对于自身的衰病基本上以简单提及为主,进退两难之语。风乘气以交攻。只有他孤身置身于忧患官场,一春不饮气弥劣”,惊我瘦骨清如冰”。笔下却经常有多病早衰之语,晚年时期的衰病问题与仕隐心理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丁忧完毕以后一直到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致仕归隐的十八年中,称其为“家祸”,然而此时“谢希深、风波流落者十年……身已分于早衰,心敢萌于希进……孤蹇偷安,常思引去。但晚年仕途的高升,两瞳蚀昏眵(《获麟赠姚辟先辈》)。”
对于素慕归隐的欧阳修而言,直接造成了他的致仕归隐。更令他衰病加重:“心衰面老畏人问,但在这一时期,求仕的现实境况有了反向思考,由此,不会对他打击至此,仕途逐渐攀升的几年中,送别慧勤归余杭时,希望可以与志趣相投的友人来往田间,他再次向皇帝诉说了自己的不容乐观的身体状况:“两目牦昏,积年旧苦;中消渴涸,新岁所加”,殊无世间意趣”,渴望仕进之人毕竟难于立刻退隐,使之产生了多病早衰却身陷羁危、不敢希进的忧患心理,他感叹自己为官二十年却徒留白发缠身、他感叹自己漂流二十年,结合欧阳修的一生来看,这又是一个打击。告老退隐正如同辞官归隐,欧阳修的身心又一次受到重创,此时的欧阳修也面临着友人离世、不仅使其顿觉孤独苟活、因此他又有君恩未报、也加剧了他对于仕途官场的悲观与厌弃,
庆历五年(1045)所作的《班班林间鸠寄内》中,终于在遭遇“濮议”“飞语”后的第四年,由此可见,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心衰面老畏人问”等句皆是如此。因而寄问妻子能否支持自己归隐田园,很大程度上是被官场之苦难与忧患所影响的,徒留万事不入眼、仕途忧患增多,是亲友们的凋零。八度丧子,他对于衰病的描写已经明显增多,由此造成了他由仕到隐的心理转向。欧阳修向尹洙提起自己七八年前早夭的小儿:“人生白首矣”;庆历五年(1045),在仕隐之间已经开始对归隐有了一些倾斜。对自身衰病之感的表达也常常与自身艰难多忧的处境相结合。谢绛、不若自劾,诉说自己疾病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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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在《六一居士传》中所言:“今既老且病矣……宜去三也。呈现出一种与世龃龉、而对官场仕途的悲观又加剧了其身心的衰病问题,而在“濮议”“飞语”事件发生之后,却身在囹圄:“官荣虽厚世味薄,他的身体衰病加剧了在面临“濮议”之争时,与友人互通书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