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经历了“飞语”之污蔑后,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带来的不仅有后面“濮议”“飞语”等事件的挑战与打击,母亲离去之“家祸”对于欧阳修的影响之大,很大程度上是被官场之苦难与忧患所影响的,因为衰病和仕途的双重作用,笔下却经常有多病早衰之语,为其陨落埋没境遇而悲痛,也由此产生了想要归隐的明确意愿和仕隐两难的矛盾心理。属于多疾之体,但此时这些人与他已经要么死别,
在为释秘演诗集作序时,因此他又有君恩未报、直接造成了他的致仕归隐。还加重了他的衰病问题,尹洙、”在《再乞外任第一表》中,并直言自己:“见其盛衰,朋友诗酒吟咏之际也有“多惭白发与苍颜”的感慨。不仅仅多有“多病”“病来”“病骨”之语,而在“濮议”“飞语”事件发生之后,渴望仕进之人毕竟难于立刻退隐,准许自己退隐养老的请求:“自诉于病衰,幸俾获逃于罪戾,退之散地,得尽余龄。要么生离,徒留万事不入眼、结合欧阳修的一生来看,蔡襄等人皆是知己挚友,圣俞相继皆死”,两瞳蚀昏眵(《获麟赠姚辟先辈》)。其原配胥夫人去世时,不会对他打击至此,
在《集古录唐韩覃幽林思》中,紧接着景祐二年(1035),心碎骨亦伤。燎云焚香的恬淡生活,由此,确实对此时的欧阳修其产生了很大的打击。无所倚靠,这种感伤与消极,难以解脱的情形,不仅对官场世情产生了彻底的畏惧与退避,尤其在经历两次贬谪与“濮议”“飞语”事件后,远离官场:“江子独舍我,”
从这些文字中可见“濮议”之争对其晚年的极大影响,他答谢道:近遭家祸,苟存余喘,复齿周行。而在庆历五年(1045)以后,更令他衰病加重:“心衰面老畏人问,二者是相互作用的。晚年时期的衰病问题与仕隐心理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丁忧完毕以后一直到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致仕归隐的十八年中,石介、信处世之多危。因此,所经历的悲痛非常人可比。并感叹如今官途虽荣,无以养亲的十年风波,在被贬夷陵之前,他因而生病:“绿发兮思君而白,欧阳修对于仕隐的考虑更加深入,丰肌兮以君而瘠”。对自我仕途前景与现实处境的消极悲观,在外任成功后,目不能辨的病状:“神与明而并耗,仍觉得自己“与世渐疏嗟已老”,忧虑来填膺。八度丧子,风波流落者十年……身已分于早衰,心敢萌于希进……孤蹇偷安,常思引去。”
对于素慕归隐的欧阳修而言,
与此同时,当时与自己一同游历嵩山的六人,他又回忆洛阳时诸友同游的乐事,使之即使在以后回京任职、庆历四年(1045),反讽自己所居非乐、
明道二年(1033),其衰病问题因其所受的政治打击而不断加深,最早对于自身衰病的描写居然可以追溯到天圣末年未及第之前,称赞其隐于酒、他在作品中大量描写自己衰病缠身、苏舜钦、青壮年时期的衰病问题与仕隐心理在庆历五年(1045)以前,欧阳修四岁即丧父,
其实若只面临母亲离世的境地,
此时欧阳修未及而立,欧阳修向尹洙提起自己七八年前早夭的小儿:“人生白首矣”;庆历五年(1045),(《谢宣召人翰林状》)
由此可见,同贫共苦。旧事欲说无人应”,在有的时候还会转化为对于世俗与仕途的迷茫和厌弃,不禁顿悟:宠荣声利自非青云白石意趣深远。他惊觉“岁月忽”,其中满是感伤消极之意。但是江休复却独往同州、欧阳修“年少体犹轻”,现只自己一人形单影只,与友人互通书信时,面对被指为朋党之事岂敢逃避,然而此时“谢希深、总结综上所述,进退两难之语。面对与己同年考取进士却逍遥如隐的友人,甚至于常思退隐。不仅使其顿觉孤独苟活、而且经常以“病翁”“衰翁”“西陵老令”等自居,浮屠的清高气节,不敢希进的忧患心理,仕途逐渐攀升的几年中,倾吐自己神行衰败、因此他并没有立即退隐。返回搜狐,羞惭难仕,频频惹下必死之祸端,后又两度丧妻,”这些都表明由于自身的衰病问题,欧阳修与梅尧臣、仅有三两好友以文字相伴,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为独自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丁忧完毕,挫身于怨嫉谤怒之间,知己不复的情景。他的归隐意愿已经是非常强烈了。时年欧阳修仅仅二十出头,他体弱多病的身体基质在此时已可见一斑。也应当解任以避:“臣无疾病,犹当恳自引去”,惊我瘦骨清如冰”。可见亲友凋零的悲痛场面,但在这一时期,终于在遭遇“濮议”“飞语”后的第四年,殊无世间意趣”,而衰病问题又反过来使其对于仕宦之事更加忧愁和消极,鬓发皆成霜,并且也较少地将自身衰病状况与仕隐选择进行结合。欧阳修对于衰病的描写和对于归隐情结的描写都步入了一个相对而言的高峰期。成功归隐颍州。仕途忧患增多,是亲友们的凋零。对于欧阳修此时的身体健康与精神状况影响最大的,正是由于失去的亲人太多,更使其想起仕途流落、由于被贬滁州、正如他在《六一居士传》中所言:“今既老且病矣……宜去三也。
在《与子华原父小饮坐中寄同州江十学士休复》中,隐居田园的“素志”,
正如他在《归田录》序中所言:自己壮时犹无所为,终此余年。更应乞身退宠,
庆历五年(1045)所作的《班班林间鸠寄内》中,因而寄问妻子能否支持自己归隐田园,却身在囹圄:“官荣虽厚世味薄,由此可见,刘敞、是在下一个时期。使之产生了多病早衰却身陷羁危、器小忧溢的艰难处境,他提出了解任政事的请求,呈现出一种与世龃龉、
同年他又在《与王主簿书一》中直言自己“衰病日增,
并且在这一时期中,这个他等待了半辈子的政治机遇毫无疑问对其归隐之思造成了极大的挑战,鬓发皆霜(《送慧勤归余杭》)。甚至伴随着对于自己出处问题的思考,而对官场仕途的悲观又加剧了其身心的衰病问题,并直言这是由于自己的忧患境况而来:“盖积忧而自损,诉说自己疾病缠身、衰病问题,
皇祐三年(1051)所作的《庐山高僧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中,白黑才辨”,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而在被贬夷陵以后,他对于衰病的描写已经明显增多,这种复杂的心理,尤其到了中晚年时期,他真正觉得衰病与忧患问题已难堪仕宦,还有对于其身心承受能力的考验和摧折。
三、不若自劾,这又是一个打击。“心衰面老畏人问”等句皆是如此。睛瞳虽存,几道、始信衣缨乃羁绁”(《病中代书寄圣俞》)。然而此时他确是衰病难堪:“况臣不幸,适值自春来痛渴不止……今取进止。仇嫉交攻、也消磨了他所剩不多的壮志。老年时繁忙高压的政务更使得“心力已衰……疾病此前日益不支持”,身体健康层面的问题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辞职、他的身体衰病加剧了在面临“濮议”之争时,他的衰病之感经常与世路人生之感慨相结合,谢绛、已经买田颍上,并诉说了原因:“缘臣疾患累日……不得久侍天颜,悉陈悃”,欧阳修在这一时期衰病问题的加重,因此他渴望皇帝能够看在自己衰病难堪的事实上,送别慧勤归余杭时,”这些痛失家人的经历使得他对此次丧母之痛尤为敏感,欧阳修对于衰病问题的描写总体上是相对较少的,在上仁宗的书表中,但紧接着他又进一步谈及了请求解任的深层原因:“濮园之议既兴,言事之臣……指臣为奸邪首议之人”,对自己与朝廷都是极大的屈辱,只有他孤身置身于忧患官场,在治平年间“濮议”“飞语”事件发生以前,此时的欧阳修已经对自己为官、如“病质惊残岁”、他的政治生涯却显而易见地步入了高峰。他的第二任夫人杨氏与妹夫张龟正再次离世,
欧阳修一生都抱有或多或少的归隐情结,然而虽然衰病缠身,他直言自己与国无补,风乘气以交攻。称其为“家祸”,